我是1963年下半年报名上小学的。学校就在我的家乡郎家庄，名曰“益都县张孟公社郎家小学”，是当时全公社最好的“中心完小”。

小学的前三年可谓一帆风顺。语文和算术考试每次都是满分，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，还被评为“红旗手”。一年级下半年开始担任班长，三年级时还被选为全校少年先锋队大队委员（学习委员），臂章上有三道红杠。这些头衔给少不更事的我平添了些许荣誉感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时，我刚上四年级，赶上了停课闹革命。我和一些同学戴上了“红卫兵”袖章，还时不时油印一些传单在校内散发。由于年纪小，不能到北京、济南、青岛等大城市“串联”，我和同学们就恳请老师带队，步行十五六里到益都师范学校参观，看到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，也知道了“东方红”、“红旗兵团”“山大主义兵”等红卫兵组织的名字。停课近半年后，学校要求复课。语文课又恢复了，但课程内容成了《毛主席语录》《毛主席诗词》和英雄人物报道。代数、几何也讲了一些，但老师没有系统教，学生也没有认真学；后来在“联中”（联办中学）阶段开设了物理课，讲的是柴油内燃机原理。简单说，从1967至1970年，我所在的小学和联中虽然恢复了教学秩序，但老师和学生都不在状态，故而所学甚少。那几年，由于功课无关紧要，我便趁机读了一些闲书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演义》《林海雪原》《保卫延安》等几十本古典与现代小说，都是在那个时期读的。

1971年早春，我升入高中，成了张孟中学四级一班的一员，高中期间，我一直担任副班长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这一级高中生算是比较幸运的，虽然时而被派去学校试验田参加劳动，也轮流干些磷肥制作等体力活，但没有像后来几级学生那样长期在农田干活，几至荒废了学业。教我们语文的汲宗增老师严肃认真，不仅系统地讲授了汉语语法，还详细讲解每篇课文。从他那里，我学会了汉语的“主谓宾定状补”，而且直到现在还能背诵课文中鲁迅的诗、《触詟说赵太后》等古文片段。教政治的任才老师很善于讲课，除了讲党史，还让我们大致了解了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，记住了马克思、黑格尔、费尔巴哈的名字。我后来报考哲学系，和任老师的讲课是有关系的。总体而言，因为时代的局限，也因为没有高考的压力和动力，高中期间所学的知识缺乏应有的系统性和深度，但还是有一些收获，不能说完全虚度了两年的光阴。

我是1973年1月高中毕业的。毕业后没有回村，而是直接被选入了公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。我从小爱好文娱活动，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。我在公社文艺宣传队整整一年的时间。1974年初，我所在的宣传队以亦工亦农身份整体转入公社农机具制修厂，我先在磷肥车间工作大半年，后干翻砂一年多，最后两年在厂部办公室做政工员，负责全厂的宣传工作。在车间时，工作虽然辛苦，但和工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业余时间谈古论今，好不畅快。到厂部后，写报道、办壁报、写大字标语、办土广播，接待来访领导，虽然忙碌，但心少挂碍，和同事相处得又好，心境也颇为自得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农机厂工作的那4年，是我一生中最无忧无虑无压力的惬意时光。

1977年10月的某天，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，在征得厂领导同意后，便投入了紧张的备考。起初，我曾想报考理科，但由于初中和高中阶段都没有系统地学过物理学，在犹豫了数天后决定报文科。文科考生除了考语文、数学、政治外，还要考史地（历史和地理），而史地压根就没有学过，连教材也没有。于是，就从朋友那里借来历史和地理课本自学，“临阵磨枪”吧。高考考场设在益都二中，离家十五里。考试那两天（12月9日至10日），我是和同伴一起骑自行车去考场的。高考的作文题目是《难忘的一天》，我记叙的是在翻砂车间的一次劳动经历，那天开火浇铸一个大型部件，工友们既兴奋又紧张地忙碌工作，炉火通红，铁花飞溅，中间出现了火警，但最终化险为夷，顺利完成了任务。

1978年春节前夕的某天，厂传达室的老师傅告诉我，他刚接到了县教育局的电话，让我去领通知书。我马上骑上自行车，在下班前赶到了县教育局，领到了澳门永利总站856的录取通知书。高考前，我报了三个志愿，其中第一个就是澳门永利总站856哲学系。考上了大学，而且志愿遂心，自然喜不自胜。入学前，许多同事表示祝贺，送我笔记本、毛巾之类的礼物，笔记本真不少，大学四年都没有用完。

1978年春节后的正月十六，空中飞舞着雪花，我带着行李，告别了欢送的亲友，登上了去济南的火车。下午到达济南站，然后乘坐学校接新生的大卡车来到澳门永利总站856新校（现在的中心校区）。在文史楼北侧的路边上，哲学系党总支郑仲孝副书记等接待了我，报名注册后被送到了六号宿舍楼。从此，山大成了我的家，济南成了我的第二故乡。

在过去的40多年里，最令人怀念的是1978-1982年初的本科阶段。同班的有57位同学，其中包括班长李宏祥等10多位老大哥同学，他们属于“老三届”，比我年长七八岁，个个都有丰富的经历和不同凡响的人生故事。大学期间，他们离开妻子儿女，在学校刻苦读书，专心致志地学习，颇为不易。我所在的第三组有10位同学。组长袁玉骝来自单县农村，当过多年大队支书，他知识面广，才思敏捷，常有高论和惊人之举。副组长魏金陵性格温良，下过乡、当过兵、进过厂，见多识广，业余喜爱军事，常看常讲《舰船知识》。李培林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身着消防兵制服，帅气十足，人极聪明，又非常刻苦，还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。于炳贵是“老三届”，上大学前已经是临清县委党校的副校长了，理论素养好，思维条理，又颇健谈，我有不少哲学知识是从他那里学来的。刘兴章来自黄县，上山大前就受过专科教育，学养不一般，而且热心为同学服务，是全班的义务理发员，大学四年都是他为我理发的。吴溪清来自济南，是典型的大帅哥，特别喜爱唐诗宋词，经常听他谈论李白、杜甫、王安石、三苏和李清照，大学中后期，他是班里的体育委员。刘仲明是山大坐地户，父亲是校图书馆的馆长，他是“文革”前的初中毕业生，性格温和，平易近人，还领我到他家玩过，他老家北京，说的普通话带有浓郁的京味。我们组有两位女同学，分别是来自济南的庄超英和来自荣成的李金蓉。超英同学稳重大方，头脑清晰，说话含蓄得体，俨然大家闺秀，大学中后期她被选为副班长。金蓉同学是我们团小组的组长，她看上去多少有点腼腆，给人秀外慧中的感觉，说话家乡口音较重，轻声慢语，听起来像是柔美的歌声。还必须提到的是张立勇同学。他不属于我们第三组，但他“寄居”在三组的男生宿舍两年左右，与他交往之多不亚于同组的同学。立勇上大学前在渔船上做过大副，性格大胆泼辣，有很强的决断力和毅力，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为参加全校的演讲比赛，反复修改讲稿并认真演练的情景。

行文至此，全班每个人的音容笑貌相继呈现在脑海里，活灵活现，可亲可爱。遥想当年，同学们个个英姿勃发，充满了青春活力；个个才华出众，无愧为“时代骄子”。整个班级，可谓群英荟萃，置身其中，是何等有幸啊！那时，我和同学们一起早起跑步，在食堂共餐，在文史楼三层以及后来的公教楼305教室听课，在文史楼东侧的小树林复习功课，下午常常在文史楼北侧的小操场（现在是公园）或靠近校园北门的大操场打篮球。当然，印象最深的还是同学们争分夺秒，刻苦学习的拼搏劲头。在晚上静谧的教室里，在暗淡的路灯下，在炎热夏天的树荫里，在冰冷严冬的走廊中，随时可以看到有的同学在捧读书刊，有的在背诵英语单词，有的在听英语900句……虽然可以说，在过去几十年中，我都是比较勤奋的，可最用功最刻苦的岁月莫过于大学本科那四年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考取了山大西方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，三年后获得硕士学位，并于1984年12月留校任教。后来，又在职申请了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。我有机会先后在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、英国牛津大学希伯来研究中心、伦敦犹太学院、伦敦大学以及美国、以色列、意大利、德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的多所高校学习或做访问学者，还到访过埃及的开罗大学和拉丁美洲的智利大学。海外经历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，改变着我的研究方向，推进了我的研究广度和深度。

大致说来，在学术研究上，我做了两件事。一是加深了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认知，代表作是《巴克莱哲学研究》，这本书曾经被全国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陈修斋先生誉为“敢于和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的力作”。二是参与开创了当代中国的犹太学研究，代表性成果是《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》《犹太哲学史》《犹太哲学与宗教研究》《他山之石：犹太之于中国》等著作，创办了全国唯一的犹太学刊物《犹太研究》，并一直担任主编。这些成果获得了多项教育部和省级优秀成果奖，也获得了包括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、山东省教学名师、山东省高校十大师德标兵、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在内的诸多称号和荣誉。

在学术组织和管理方面，我创办了澳门永利总站856犹太文化研究所，并一直担任该研究所（2004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）的主任。我是（独立建制的）山大哲学系的“末代”主任（1998-1999）和澳门永利总站856的首任院长（1999-2006）。任院长期间，新建了宗教学和社会工作（高鉴国负责）两个本科专业，获得了除中国哲学之外哲学学科的所有博士点和一级学科硕士点。我曾任新山大第一届校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、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（2000-2005），还长期兼任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、副主任委员（至2018年），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（2013至今），山东省哲学学会会长（1998至今），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（2011至今），是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宗教学卷》副主编，《哲学研究》等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。《光明日报》《山东画报》和以色列的《耶路撒冷邮报》、美国的《高等教育周报》、英国的《犹太周报》、BBC，澳大利亚、加拿大国家电台等国内外多家媒体对我做过专访或报道。

俱往矣！回忆起来，不由得感念求学时代的诸多恩师。小学老师王月菊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是她的教导给我打下汉语基础，还唤起了我的人生梦想。高中老师汲宗增教学一丝不苟，举止端庄文雅，让我看到了知识人应有的样子。研究生导师谭鑫田不仅教我如何做研究，还无声地为我树立了做人的榜样。此外，在大学时期，李武林、臧乐源、樊瑞平、许学圣、周立升、王复三、于惠棠等老师的授课和教学风格也给我以深刻印象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学术和人生。

大半生过去了，真是似水流年。难忘少年求学时，难忘在工厂的青葱岁月，更难忘改变命运的1977年高考和随后的大学生涯。思念同学，感恩师长，感恩山大，更感恩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。

初稿草成于2023兔年春节前夕，时值首阳（初次感染新冠），修改定稿于同年5月底二阳之际

文：傅有德

图：傅有德、《如歌岁月》编辑组